付不起钱又不想付钱的、用眼泪和谎言从他这里拿走了一笔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的钱的女孩。
秦绶的手脚开始发凉。
他想起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——那天晚上，如果宋知夏没有骗他，如果他知道了她的真实年龄，他会怎么做？会拒绝吗？会去找周哥吗？会把她赶出去吗？
他不知道。他真的不知道。
也许不会。也许他还是会硬着头皮做下去，因为他没有选择。
他欠了钱，他没有说不的资格，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，是属于会所的，属于周哥的，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付钱的人的。
就算他知道她才十几岁，就算他知道她还是个高中生，他可能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情。
不是因为他想，是因为他不敢不做。
这个认知比任何一个人的拳头都更重地砸在了他的胸口上。
他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为了一件帮助成年人伤害未成年人的工具。
他不知道宋知夏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不知道她背后有什么故事，不知道她是一个叛逆的、好奇的、想体验“第一次”的早熟少女，还是一个被什么东西推着走到了这一步的、需要帮助却不知道怎么求助的孩子。
他不知道，他也没有问。
他只管收了钱，做了事，然后让她走了。
他用母亲教他的那些东西，去对待一个和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。
他以为自己是在帮女人，是在爱女人，是在践行那句“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才值得被爱”。
但他没有帮到任何人。
他只是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更大的、更复杂的、更肮脏的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——那些来会所的女孩们，也许有些是被逼的，有些是被骗的，有些是自己走投无路来的，而他，一个被母亲卖到这里的男孩，正在用自己的身体，为这个系统添砖加瓦。
秦绶觉得恶心。
那种恶心从骨头缝里往外渗、像汽油一样黏稠，怎么都吐不出来。
他的胃在翻搅，喉咙发紧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慢慢地腐蚀着。
他根本没有资格去帮任何人——他自己就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，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，一个在黑暗中伸出手去拉别人，结果发现自己的手也是黑的、脏的、什么都抓不住的人。
宋知夏最终什么也没有说。
她把烤红薯往怀里搂了搂，低下头，从秦绶身边走了过去。
她没有回头。
秦绶也没有叫她。
他就站在那里，看着她脏橘色的马尾在阳光下晃了晃，然后消失在巷口的人群里。
那抹颜色在人海中起起伏伏了几次，像一片被风吹远的树叶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彻底不见了。
卖烤红薯的老头把推车整理好了，转头看到秦绶还站在那里，说了一句什么，秦绶没有听清。
老头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又说了一遍，这次秦绶听到了——“小伙子，谢谢你啊。”
秦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手背上沾了一些烤红薯的灰，黑黑的一层，他搓了搓，灰掉了一些，但没有完全掉干净。
他弯腰捡起放在地上的塑料袋，提起来，转身往回走。
他走进城中村的巷口，经过那个卖包子的早点摊，老板娘正在收摊，看到他喊了一声“小秦”，他应了一声，没有停下来。
他上了楼梯，走到自己那间隔断间门口，掏出钥匙，开了门。
他走到床边，坐下来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脏兮兮的运动鞋。
鞋带上有一个结打得不太好，松松地垂着，快要散了。
他没有去系。
他就那样坐了很久。
窗外的阳光从正午的明亮变成了下午的暖黄，又变成了傍晚的橘红，最后变成了深蓝色的、带着一点点紫的天光。
他一直没有开灯，房间从亮到暗，一点点地沉入了黑暗里，像一艘船慢慢地、无声地沉入海底。
他想起了一件事。
那是他小时候，大概八九岁，有一次在学校的操场上，看到一个女生被几个男生围着欺负。
他跑过去，挡在那个女生前面，对那几个男生说“不要欺负她”。
那几个男生比他高半个头，推了他一把，他摔倒了，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破了一层皮，血珠子渗出来。
那个女生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跑了。
他坐在地上，膝盖火辣辣地疼，但他没有哭。
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。
他觉得那个女生虽然跑了，但至少她没有再被欺负了。他帮到了她。
他记得那天下午放学回家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。
不是想邀功，只是单纯地想跟母亲分享一件他觉得做得对的事情。
他以为母亲会夸他，哪怕只是一句“做得好”。
脸红心跳